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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官方讲话完毕之后，一位中年男士走到了主席台正中间，笑着看了一眼下面准备参加拍卖的这些人，字正腔圆说道：“在座的各位，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江城古董拍卖会现场，今天拍卖的古董，我相信里面一定有你们心仪的古董。”

    “虽然我理解各位的心情，但在拍卖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遍规则，规则很简单，一件古董出价高者得，但我要重要说明一点，各位老板，咱们口袋里有多少钱就买多少钱的东西，要量力而行。”

    “这是将城市政府组织的活动，一旦您出了价格，我们可没有拖欠一说，必须现场结清，如果有违约的情况，但就不好意思了，拍品只能算作流拍。希望大家在举牌出价的时候，不要头脑发热，到了结款的时候，大家都尴尬。”

    “好了，话不多说，拍卖开始！”中年男人说完之后，示意礼仪小姐将第一件拍品拿上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是一件清光绪年间的松石绿地粉彩紫藤花鸟纹茶壶！”

    男人话音落下，第一件拍品被礼仪小姐放在了旁边的展示台上。

    茶壶造型规整，外壁通施松石绿地，其上以粉彩绘紫藤月季画眉纹样，藤蔓缠绕，诸芳似随风荡漾，娇艳无比，所绘花叶尽显轻盈之姿，出色匀凈明亮，盖上亦绘紫藤纹饰。

    清光绪松石绿地粉彩紫藤花鸟纹茶壶

    画眉鸟栖歇花间，与紫藤、月季构成一幅生机勃勃之春色，再以松石绿地衬托，更显花枝娇妍，雀鸟灵动，笔意流畅自然，颜色鲜明靓丽。

    “起拍价格3000元，每次加价500元！”

    陈阳在下面看了一眼，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物价经过宋青云等人都看过，问题是指定没有的，只是物件太过于一般了，就这类东西，在后世拍卖最火的年代，也就能拍卖出去十来万块钱，如果这茶壶上要是有大雅斋，那价格就不同了。

    同治、光绪时期曾有一段“同光中兴”，宫廷对粉彩瓷的需求与日俱增，粉彩瓷器制作水平也有所回升。到了光绪时期，宫廷瓷器烧制有所复苏，粉彩瓷器的图案围绕吉祥、祈福的内容展开，表达了人们在动荡的大背景下对美好、安定的迫切追求。因此，出现了如“天地一家春”“百子同庆”“永庆长春”等底款内容。

    天地一家春是圆明园九洲清晏东路后妃寝宫院七间正殿的内额，也是后妃寝院的总称，嘉庆皇帝就诞生在这里，但天地一家春之所以为人称道，是因为这里曾出了位主宰大清帝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

    而大雅斋则是位于天地一家春的西间，是供慈禧绘画习字的自用画室，如果瓷器上的写“大雅斋”，那就是慈禧的私人堂款，这类瓷器是慈禧皇太后在该画室的专用瓷器，那价格可就不同喽！

    果然不出陈阳所料，仅仅两名拍卖者喊过价之后，便没有人在喊了，最终这件光绪年间的松石绿地粉彩紫藤花鸟纹茶壶，只以四千块的价格拍卖了出去，毕竟物件太普通了。

    第二件是一幅书画，是任颐的百寿图，立轴，看到这幅画，陈阳不禁摇摇头。

    任颐生于道光二十年，卒于光绪二十一年，即任伯年，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这个人呢，自幼随父卖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后居沪上卖画为生。

    在清代“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四任，指的是清代末年，在江浙、沪上一带出现的最有名的画家们，即为任熊、任薰、任颐、任预，其中任熊、任薰是他的大伯父和二伯父，而任预是任熊的儿子，也是他的堂弟，四任中任预最小，每当想到这的时候，陈阳都怀疑，这清代四任是不是他们家族自己封的！

    任颐就是任伯年，他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是与同时期的吴昌硕齐名的人物。当时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海派四杰”之一。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能。重视写生，又融汇诸家法，并吸取水彩色调之长，勾皴点染，格调清新。

    1887        年，出版任伯年先生真迹画谱，曾经轰动上海，而到了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的冬天，任颐因绍兴资产丢失之心痛及吸食鸦片引发肺炎，死去，享年        56        岁。

    任伯年以鲜明的艺术风格被画史认可，可谓年未及壮，已名重于大江南北，他创造了具有民间趣味的艺术形式，开拓了新的方向。徐悲鸿曾说他是“仇十洲之后，华夏画家第一人”；英国《画家》杂志也评价说：“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        19        世纪中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宗师。”

    而让陈阳撇嘴的原因很简单，纵然大家对任伯年的评价都非常高，但相对于他同时代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任伯年的知名度显然要小得多。

    所以在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人的作品纷纷“过亿”的市场氛围下，任伯年的作品价格涨幅较为缓慢，1991        年任伯年的《花鸟》四屏在苏富比港城拍卖中以        23        万港元成交，同年《钟馗》拍至        76        万港元。

    1993        年十二开《花鸟草虫》册在朵云轩首届拍卖会上以77万元人民币成交；1997        年《华祝三多图》在圣嘉拍卖会上亮相，被台湾买家以        2860        万元rmb收入囊中，创当时任伯年作品市场最高，而且这幅画历史上多次拍卖，曾在1996年和2005年分别以约280万元和2600万元的成交价出现，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12年加德秋季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为3220万元人民币；而在另一场拍卖中，同一作品的成交价为1667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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