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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迪门对于海汉主导的农田种植能够收获多少水稻并不是很感兴趣，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在巴达维亚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他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弄明白海汉在改变土地政策的过程中是如何消弥了地主阶级本应该会爆发的强硬反抗。

    从张新的描述明中，范迪门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汉人在政治手段的应用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能够让地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利益交换而非对抗，时间一长这些人自然就会被同化到海汉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去。

    不过范迪门有所不知的是，原属于大明统治地区的地主阶级并不是没有发起过反抗，而是试图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汉统治的人全都在前几年里被抓的抓杀的杀，反抗态度最坚决的那帮人早就已经被海汉当做典型给处理掉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杀案后被处理的相关人员，自那以后可就没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图挂在嘴边了。

    在用暴力手段消除死硬派之后，再利用利益条件来引诱剩下的人就范，这样的组合拳的确在琼北地区取得了极为不错的效果。虽儋州乡下还是有不少思想僵化的顽固分子不愿遵从海汉的土地政策和农业开发计划，但也没什么人敢再跳出来公开反对了，老老实实被形势一点一点地磨平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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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迪门在大致了解了本地的农业开发状况之后，向张新提问道：“那么本地这些农民现在到底是在为你们工作，还是在为地主工作？”

    张新解释道：“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雇工与地主间的劳动关系也是有差别的。有一部分地主是将土地完全委托给我们来耕种，他们只从每年的收获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费，就相当于是跟我们合股经营，但基本无需承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这种合作方式下，劳动力的费用消耗是由我们承担，自然就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昨天在南海酒楼见过的那个黄子星，他名下的土地就是以这种方式交给我们在打理。而另一种合作方式就是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人力由地主自行提供，这些农民就相当于仍然是在为地主工作了。”

    范迪门想了想又道：“那想必还是后一种合作方式对地主的收益会更为有利一点了。”

    张新点点头道：“这是当然，但一方面从栽种到收获期间的风险需要地主自行承担，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价格实际是在逐年攀升，地主自行耕种土地的成本也会因此而提升。此外我们也会给予第一种合作方式的地主更多的优待，比如择优安排其儿女到三亚留深造，这种机会可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范迪门想想昨日宴席上黄子星那兴奋的神情，多少也能理解这种条件对地主们的吸引力。毕竟三亚是海汉人的大本营，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海汉国的首都，能够进入京城的高等府里深造，这对一心想要改变家族命运进入社会上层的乡下土财主们来，绝对值得为此做出一些经济方面的牺牲。

    以这个时代远东地区的社会结构而言，想要从山鸡变凤凰，要嘛寒窗苦读考科举入仕做官，要嘛就只有想法设法与社会上层人士联姻。虽然后一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技术上的难度要相对小一点，但放在海汉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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