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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排女生颤抖着站起来，小声说：“老师，他没有作弊，那是我写给他的情书。”

    我经历过许多次怦然心动，这算一次，可惜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因为没几天我又转学了。

    调到母亲自己当校长的初中。和张萍同桌，然后花半学期学完前两年的课程，后面迎头赶上，居然考取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那所高中离老家二十公里，我寄宿在姨妈家。中间瞒着家人请假，骑自行车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小山和马莉的婚礼。

    农村人结婚，问村里其他人家借桌子凳子碗筷，开辟一块收割掉庄稼的田地，请些老厨子，烧一大堆菜肴，乡里乡亲谁来了便立刻落座。

    乐队敲锣打鼓，吹唢呐。

    小山家应该是掏出了很多积蓄，因为一大块田地上，摆了起码四十桌，但空荡荡的，只坐了十桌不到。

    大批大批熬好炖好的菜，摆在长条桌上，却端不出去。

    小山的姑妈抹着眼泪跟我说：“他把疯狗打成残疾，连夜逃跑。整整三年多家里联系不到他，后来听说只有马莉接到过他的信。于是亲戚好友们劝马莉，写信给小山，让他回来自首。

    于是马莉写了这封信。于是小山回来自首。

    他自首的时间，就放在这场婚礼之后第二天。

    他是凶手，是囚犯。淳朴的农村人胆小而思想简单，他们不想蹚浑水，因为不吉利。这个喜宴在他们眼中，充满污浊和晦气。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穿着灰扑扑的西装，满脸喜气地放起爆竹。新娘接来了，一辆面包车停在田边。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

    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在窃窃私语的几桌人中，我猛地擦擦眼泪，提着两瓶酒冲进新房，一瓶交给他，互相碰碰，干掉。

    小山对我笑笑，我无法明白这个笑容里包含的情绪。苍白，喜悦，悲伤，愤怒，还有一丝淡淡的满足、解脱。

    我只能砸掉酒瓶，骑上车，踩二十公里回学校。

    小山的女儿起名小莉。前年我们在他家饭馆吃饭，女儿两岁。他1997年坐牢，2001年出狱，家里的饭馆早已变卖，赔偿给了疯狗家。小山一出狱，看到家里基本没有经济收入，三间平房租出去，父母和马莉挤在一间小破屋子里。

    他喝了几天酒，同马莉离婚，借了点儿钱留给父母，自己坐火车去天津闯荡。

    中间路过南京，我请他吃饭。

    他打着赤膊，胸口一朵火焰文身，大口喝着二锅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问：“你去天津有什么打算？”

    他说：“跑运输，起码把饭店给赎回来。”

    我问：“马莉呢？”

    他说：“我亏欠她，现在还不了她，不管她嫁给谁，等我回老家，一定给她一笔钱。男人什么都不能欠，当然更不能欠女人。”

    我已经欠了好几个女人，没资格说话，狠狠喝了半瓶。

    他把喝空的酒瓶砸到地上，拎起破旧的包，说：“不用送。”

    扬长而去。

    然后九年不见。

    由于我家搬到市里，所以回去就很少到老家。直到这个国庆，我去走亲戚，路过那家饭馆，发现它又属于小山了。

    我与他们再次相遇，马莉一直没嫁人，和小山2007年复婚，2010年小莉两岁。

    想来想去，我只是陪伴他们的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无法照明。

    我是小学班长本子上记录的不睡觉的人名，是被自己吞下肚子的考试答案，是骑着山地车来回奔跑的下等兵。

    梁山伯没有下跪，他休了祝英台。可是祝英台待在原地，远远想念着梁山伯，一直等到他回家。

    他们的两次婚礼，一次我有幸参加，是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第二次据说没有操办。不过，他们毫不遗憾。

    至于马文才，已经不是这个故事里的人了。

    而那些如流星般划过我生命的少年，有的黯然颓落，有的光芒万丈，从这里依次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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