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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些年华夏上下早已积累了丰富的新政经验，早已了解了这些官吏对付外来官吏的套路。无非就是控制黄册，制造亏空，甚至利用一些手段给新上任的官吏栽赃。

    然而这些套路用在华夏官员身上毫无用处，华夏官吏根本就不打算用万历年间修订的黄册，而是一上来就将所有的黄册账本封存，然后清点库存，同时进行查账。

    这一招就将大批的贪官污吏拿下，尤其是在各个衙门六房的胥吏，更是一查一个准。凡是被查出有问题的官吏，统统发配到劳改营进行劳改。

    官府公职人员是最容易控制的，难得是地方宗族势力与士绅大户，这些人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一个快要饿死的百姓与本地进士家都有着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

    这些人在地方上非常有影响力，远不是官府中那点官吏可以比拟的，为了对付这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华夏官吏在广东已经积累的丰富的经验。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丈土地，清丈土地绝对是对付士绅大户的利器，然而在面对官府对土地的清丈，地方的士绅大户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阻挠。

    甚至极端的时候，他们能够弄出人命，用死人来激起百姓对官府的强烈排斥。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用强力手段将百姓的骚乱镇压下去，也失去了民心。

    在百姓心中埋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想要获得百姓的信任，必须要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部分。占大多数的百姓肯定是穷人，这就注定了华夏的官府必须为穷人张目才能获得大多数百姓的信任。

    新政推行的过程非常地不顺利，福建的情况与广东不同，福建是科举大省，地方上到处都是进士牌楼、举人牌楼。

    可以说能占的土地早已被这些士绅侵占完毕，绝大多数的百姓都是赤贫的无产者。其余的一些百姓有很大一部分又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这些进士、举人老爷，百姓们利用朝廷优待士绅的空子，将本该属于国家的赋税与士绅分肥。

    清承明制，在清初的时候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制度，真正得到改变的是雍正登基之后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以及火耗归公，这些政策让满清的岁入有了大幅的提高。

    华夏的新政做的比雍正更彻底，直接取消了人头税，而且在田税上采取低税率，为了保证百姓不被士绅剥削，在清丈土地的同时，将愿意移民的百姓移民到南洋各地。

    或者鼓励百姓离开土地进城做工，随着华夏控制了东南沿海地区，丝织业很快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这种供不应求的奢侈品布料，有多少都不愁卖，完全是卖方市场。

    大量的无地百姓离开土地，就会人为地造成乡村人力短缺，地主想要维持生产，就必须要提高佃户的待遇。

    或者按照官府的农业新模式进行农场化经营，想要进行农场化经营，就要购买华夏推出的农业机械，当然若是种植桑蚕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力。

    若是一些士绅大户实在不愿意在华夏的治下生活，也没有问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带着家小前往吴三桂或者满清控制的地盘，去这些地方，官府不允许带走任何的财富，只保留能够离开华夏控制区的路费。

    另一条是选择去望加锡加入大明的治下，这条路官府允许带走全部的财富，甚至官府还可以按照市价八成的价格收回。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这些对抗者多一条选择，而是为了让坚决反对新政者感觉自己还是有退路的。

    对于福建新政如何推行，郑经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具体如何执行需要基层官吏非常强大的执行力。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就体现出新的教育系统的威力，这些基层官吏基本上都是承天府或者琼州府新学学堂培养出的学生。这些基层官吏并没有旧的科举体系的官吏对于士绅的敬畏，在面对士绅的时候完全是采用平视的态度。

    这让士绅们非常的不舒服，这些基层官吏在士绅眼里就是原本县衙的胥吏，蝼蚁一样的人物，竟然敢对着他们公开叫板，而且还是满口的公事公办的态度。

    更过分的是这些年轻人刚刚踏进官场还没有受到官场的污染，完全是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加之华夏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势力，内部也不会如老旧势力那般有太多的互相倾轧。

    只要做出成绩，就能获得升迁，华夏在扩张的情况下，官吏的数量一直都是处于缺编状态，各个地方官员在与吏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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