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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维翰听后未再言语，只起身拱手：“那便告辞，抚院就当小民没来过！”

    张文熙也没让人送一下刘维翰，只继续看起涉及编造黄册时舞弊的卷宗来。

    因山东的豪绅富民行贿不成，也就更加确定眼下的编造黄册不能再造假，所以，许多府县里甲等人不得不认真编造起黄册来。

    在朱翊钧下旨免徭役后，一到编造黄册时，基层官吏们便对给百姓上户的事不再积极，甚至利用百姓需要上户的机会大肆敛财，要求每户要交多少银子才能上户。

    而百姓们素来是节约惯了的，所以许多没有什么追求的百姓宁愿不上户，也不愿意交钱上户。

    于是，许多百姓就成了黑户。

    但现在，由于张文熙和太子等查的很严，地方上的基层官吏就被迫主动求百姓上户，开始挨家挨户的做工作。

    而且。

    因为许多百姓只乐于种田挣钱，对上户这类政治任务不感兴趣，如同他们不少对官衙里的事也不怎么关注一样。

    所以，许多基层官吏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开始不得不出钱发米发油来诱惑百姓上户，从以前百姓求着他们上户，变成了他们来求着百姓上户了。

    总之。

    一时间，因为太子和张文熙用军籍士子做驳查，逼着地方官吏认真完成编造黄册的工作，使得编造黄册进行的很顺利，完成度也很高，隐匿人口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大量新增的人口开始出现在朝廷的官方档案上。

    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太子和张文熙能够成功，在于他们学了明太祖朱元璋当年编造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方法，即在推行这种只利国家不利官民的制度之前，先让整个政策的执行与监督由两个不同体系的力量来执行，也就是，军中的文人负责驳查，地方官僚和吏员负责执行。

    只是朱元璋当年创建这样的体系时并不完美，他因为还想节省开支，所以没打算贵军，企图让军队也自给自足，这样却导致军户地位低下，根本无法监督士族，只会和士族媾和。

    当然，朱元璋自己也知道不贵军会导致这一结果，所以，他后来把驳查的任务交给了国子监的监生，即那些才成为统治阶级的年轻人，让他们负责驳查，但他还是想节约成本，也就没有给国子监监生多大的好处，只把驳查变成了国子监监生的一种义务劳动，相当于是一种属于国子监生的徭役。

    而在没有科举制的时候，因为洪武朝的选官主要是选自国子监生，所以国子监生还愿意做这种得罪地方的义务劳动，毕竟表现好还能升官。

    但随着朱元璋于洪武三十年重设科举后，通过科举获得进士出身的士子渐渐成为了选官的主要对象，国子监连这点好处都没有了，也就不愿意积极做这种得罪地方官吏豪强的义务劳动。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重设科举，这里且不提，但总的来说，军政分开，让整个帝国分成士大夫官僚体系和军事贵族监督两个体系是这个时代在政治制度上的趋势。

    乃至到了清朝时期，因为清朝是属于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勾结汉族大官僚大地主统治中华的王朝，所以，清朝倒是很自然地建立起了士大夫和军事贵族互相监督的两个体系。

    其中，旗人享有特权，属于清朝的军事贵族，但因为人数少，所以基本上只负责监督与重要权力位置的把控，而汉人中的士大夫则负责执行。

    从中央六部有满尚书、汉尚书开始就是这种模式，满尚书负责监督，汉尚书负责做事，甚至在初期，是满洲贵族里的各王公贝勒分别监督各部。

    等到近代化以后，许多国家更是如此，名曰党和政两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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